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如何纠“左”?

[来源:本站原创 时间:2010-3-18 点击数:2682]

 随着“大跃进”运动向全国蔓延,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开始凸显和泛滥。毛泽东始终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但他又是中央领导集体中较快觉察到这些错误的领导人。发现一系列尖锐问题后,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毛泽东率领全党着手纠正这些错误,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

    人民公社刚刚成立,一些地方便好大喜功地宣布为全民所有制,急急忙忙地“向共产主义过渡”。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成为全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型。毛泽东对此将信将疑,决定亲自去河北调查。

    1958年10月14日下午,毛泽东到达天津,在同地方党委负责人谈话时,着重谈了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当徐水县负责人汇报说,徐水县的特大型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时,他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他让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调查,并特意交代,调查不设任何框框,“想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

    刘子厚所调查的问题,归纳起来便是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一亩白薯产量不过2000斤,却虚报成8000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供人参观,说是万头猪场;将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产”,实行供给式的分配制度。徐水县所反映的问题,使毛泽东十分忧虑和不安。

    为了弄清存在的问题,毛泽东除了派陈伯达、张春桥去河南遂平县调查外,又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修武县调查。他在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时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好了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的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他还叮嘱吴冷西:“特别是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

    11月2日至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这就是第一次郑州会议。在听取部分省委负责人汇报后,毛泽东提出要给“大跃进”降温。 会上,他极有针对性地批评一些错误认识。当得知有人反映可以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消灭家庭时,他明确表示:“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当有人提议讨论“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时,他明确表示:“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当听到在10年内钢产量达到4亿吨,机床1000万台,煤40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400斤、500斤、800斤分别提高到4000斤、5000斤、8000斤时,他采取了谨慎的态度:“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三年之后。”“这是内部盘子,不写在文件上吧!”

    这时,又有人提出“消灭商品”的观念。对此,他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虽然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但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

    郑州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仍在思考“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大问题”,他虽然将“大跃进”、人民公社树为旗帜,但从不讳言所暴露出来的各种矛盾和偏差,总是以科学的态度和理论的思维公开提出保留和发展商品经济,这在当时对刹住浮夸风、“共产风”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后来的纠正“左”倾错误铺垫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1958年的中国,那股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浪潮可谓气势汹汹、锐不可当。毛泽东知道,这种带有普遍性的思潮不是一次郑州会议就能纠正的。他离开河南来到湖北,一路描述“大跃进”所带来的“天下大乱”,他多次指出,“无偿地占有劳动人民的成果”,使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还从来没有这么的紧张”。对于那些高不可攀的经济指标,他斥之为“吹牛而已”,甚至鼓动下级“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当一位好大喜功的省委领导信誓旦旦地保证十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时,他反感地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过渡,我就不信。”

  毛泽东来到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会上,他对普遍存在的急躁情绪十分担忧: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5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1938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12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要谨慎。我们有说两年的,也有说三年的,也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他一再强调,勿务虚名而受实祸,不要胡乱吹牛。

    在谈到1959年的任务时,他的态度尤为审慎。他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拉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他对北戴河会议所提钢产量指标表示怀疑,指出这样高的指标,首先应该“想到可能不可能的问题”。现在不是3000万吨,而是1800万吨的问题。从3000万吨降到1800万吨,由进到退,对毛泽东来说,决非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他在会上谈到这个转变过程时说:“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大跃进”所派生的弄虚作假的问题,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他在会上给基层党委书记敲警钟。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

    紧接着,八届六中全会也在武昌召开。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重点讨论和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着重纠正两种突出的错误倾向,即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过早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会上,毛泽东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又说:“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1959年春,全国农村普遍出现春荒,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非正常死亡。毛泽东感到不安和伤感。在湖北视察时,他动情地对干部说:“你们要我实事求是,我就希望看到你们实事求是。我不该同意湖北600亿斤粮食指标。600亿斤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好。这个问题不怪任重,不怪你们,怪我,怪我这个中央主席。”他还感叹道:“多好的人民啊!我们对不起人民。唐代诗人韦应物有句诗:‘邑有流亡愧俸钱’,我现在的心情是‘国有流亡愧此生’。”他指出,如果再如此大哄大嗡,继续“左”倾下去,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半途而废,中国共产党也将失去最基本的群众基础。

    2月27日至3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郑州召开,即第二次郑州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已有意纠正“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而第二次郑州会议,他纠“左”的决心则更加坚定了。

    这次会议所议重点,仍然是人民公社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公社内部的“共产风”,即生产队之间、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毛泽东认为,各地的生产力水平不等,必有穷队富队之别,现在采取拉平的办法,实际上是一种掠夺,是让一部分人无代价地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只有迅速而妥善地解决这种存在于人民公社内的“相当严重的矛盾”,“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他说:“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的收购任务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恰恰在所有制问题上混淆不清,“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那种“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做法,自然“引起农民的很大恐慌”。目前的问题,不是本位主义,而是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他指出,这些错误的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

    这段时间,毛泽东和一些省市负责人谈话的内容多是“大跃进”中所暴露的问题,只是态度更鲜明,语气更尖锐。他说:“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公社的12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4月2日至5日,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他在会上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谋善断。多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工农业生产指标要留有余地。

    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批准国家计委《关于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6月21日,毛泽东登上南下的专列,经郑州往湖南再上庐山,准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他充满自信地预言:“再有几个月,根本好转就会来了,这是明白无疑的。”然而,当彭德怀等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时,毛泽东震怒了,斥责彭德怀等的批评,是“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攻击”。

    历史在这里转了个弯,几个月来的纠“左”工作,也包括毛泽东的所有努力,都前功尽弃。为了这个弯,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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